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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訴訟在中國:適用前景與改進方略
        發布時間:2014/2/17  來源:中國金融服務法治網  點擊量:7401

          

        一、證券訴訟和證券監管相比的優越性

        訴訟和監管都是重要的執法手段,并各有短長。但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領域,訴訟和監管各自使用的頻率和效用也是不同的。在中國的證券執法領域,監管明顯是一種主導性的手段,但訴訟卻未必不能發揮較大的作用。簡言之,證券訴訟和證券監管相比的優越性主要為如下幾點。

        1、市場相容性。作為一種在平等主體之間被動、事后、中立地裁斷的糾紛解決方式,訴訟強制性色彩較少,較為緩和且與市場自治相容。當事人可以自愿選擇是否采用這種方式來幫助解決糾紛和制止侵害行為,以及在什么時候,對哪種行為、哪些主體發起。作為市場自治、自我調整機制的一種延伸,訴訟應當是一種最基本的糾紛解決手段。

        事實上,在法律與金融關系的交叉研究中,曾有一種締約理論(contracting theory)強調信賴金融市場主體自我締約、和懲罰違規者的能力,認為只要有一個高效、公正的法院作為最后的保護人,人們就會有激勵遵守合同,減少違法行為,監管都不見得有必要。因為違約的當事人除了會遭受信譽損失外,其不自愿履行的合同可以被法院強制執行。

        2、適當性。經濟和金融活動的發展催生出了很多復雜行為,其合法性難以通過立法事先予以標準化,如公司管理者是否盡到了受信義務。各國立法對新型金融市場不法行為規定不足也是一個普遍性問題,所以,通過訴訟機制來進行來個案分析、一一界定成為了一種必須。因為如果讓監管者進行規制,就會產生過度干預問題:既然監管者事先很難判定行為的合法性,就會傾向于一律禁止以減少自身的麻煩,從而阻礙有益的商業活動特別是創新的產生。對轉軌和新興國家來說,它們的法律不健全、不精細的問題更為嚴重,小股東的權利也一直受到了公司內部人的系統性侵犯,所以迫切需要通過法院訴訟機制來遏制這些行為。

        雖然在轉軌國家可能存在著較多的對法官的外部壓力,法官能力也可能不足,從而會導致訴訟結果出現偏差。但這個問題必須動態的認識。首先,法官能力和獨立性的提高只能通過不斷的司法實踐(伴之以必要的對司法權和司法審判結果的復核與制約機制)而得到加強,等待、觀望和單純的理論學習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其次,相比之將大量證券違法行為設為不可訴,或將多種證券市場行為一律事前禁止,法院在斷案摸索時發生偏差屬于“前進中的問題”。畢竟,如果法庭不能在法律模糊地帶很好的界定公司參與者的權利和義務,那誰又能做的好呢?  

        3、分散性。通過證券訴訟實現損害賠償的機制在美國也被形象地稱為“私人執法”(private enforcement)。由于其發動權掌握在當事人手中,遂賦予了當事人主動維護自身權利的可能性。雖然上市公司股權相對分散、股東眾多,而容易產生“理性冷漠”、“搭便車”等現象,但因為每一個受到侵害的股東都是潛在的“地雷”,只要有一個愿意出頭,就能引發對公司行為的質疑與追究。執行費用由市場調節而不借助政府預算或政府機構的認知,也意味著資源可以迅速調派來以應付需求。這種觸發方式的分散性意味著充分挖掘市場參與者的積極性,“如所有之被害人皆能借民事責任之規定,而列舉該等之不法行為,則證券交易必可維持穩定之秩序,故民事責任之規定及其適用,確有協助管理市場之機能”,利用民間力量來對證券違法行為進行監督,既可以節省監管成本,也能對證券違法行為維持一種較大的潛在震懾效應。

        進一步的,如果法律制度能夠對小股東原告賦以便利,如實行寬泛的證據開示程序、有利外部小股東的舉證規則、允許集團訴訟、勝訴酬金安排/風險代理收費(contingency fee arrangements,即原告律師可從勝訴金額中按比例提成)或其他有助于聯合眾多投資者行使小額請求權的程序規則、允許以間接證據指控自我交易等,都能杠桿化般地擴大證券訴訟機制的威力,形成社會監督氛圍,從而遏制不法行為。    

        對四種法系(普通法、德國法、法國法、斯堪的納維亞法)49個國家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對跳躍式地發展的國家的證券市場而言,廣泛的強制信息披露要求和便利證券投資者在信息披露不實時請求損害賠償的責任標準,是一種更為有利的市場發展機制。這一觀點也得到了中國學者的激賞。  

        4、公開性。證券訴訟的發動,意味著把股市弊案推到了陽光之下,不會存在證券監管中可能有的暗箱操作和公權力與私利交換的問題。其還能引發業界與社會的關注與思考,從而提高整個證券市場的法治水平。例如當年的凱立訴證監會案雖未實質改變中國的證券發行制度,但推動了社會公眾深入認識和檢討中國的證券發行和整個監管制度。   

        證券訴訟機制還能持續對證券監管機制產生推動作用。當證券爭議能夠順利進入法院審理流程時,也意味著在外圍形成對證監會執法的一種監督與制約。事實上,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積極起訴違法行為的動因之一就是避免遭遇民事訴訟證明了不當行為的存在,而自身卻對同一案件無所作為的尷尬。  

        5、對證券監管的有效補充。作為社會糾紛的最終解決者,法院實際上必然承擔著在法律模糊地帶做出決斷的功能。只要一國不存在政策性的阻礙法院受理案件的狀況,一切在其他途徑不能獲得解決的糾紛都會流向法院。證券訴訟能賦予市場參與者更多的救濟機會,減少公共執行不足導致的法律法規禁止的行為可能得不到懲罰、其帶來的損失也得不到補償的問題。而且事后責任追究機制如果充分發達的話,還可以減少具有更強干預性的事前監管的使用。即使在證券監管機構相對有力的美國,其最高法院也在40年前即指出:證券領域的私人執法行動是美國證交會監管工作的必要補充。

         

        二、證券訴訟機制在中國適用的現狀與前景

        (一)概述

        雖然證券訴訟機制有著前述的諸多優點,但由于我國有著“重行政、輕司法”的國家治理特色,證券法律實施上存在著“重監管,輕訴訟”的狀況。對于證券市場這個事關經濟生活核心并占據輿論關注點的領域,執政者似乎對自治性相對較強的司法機制發揮作用心存疑慮,唯恐事態“失控”。

        故而在中國的現實中,訴訟機制受到了較多限制。例如,最高法院一度要求各級地方法院不受理證券民事賠償訴訟案件,至今也只有已被刑事判決或行政處罰裁定確認虛假陳述行為可以被提起證券民事訴訟。這種限制顯然不甚合理,認為法院只有在對行為人確認了舉證標準較高的刑事責任后,才能追究其舉證標準較低的民事責任,也存在著邏輯上的缺陷。

        而實踐中法院對證券訴訟的消極應對更是屢見不鮮?!白C券民事賠償經常出現起訴不收案、收案不立案、立案不審理、審理不判決、判決難執行、對共同訴訟設置種種障礙等情況”。法院種種對投資者起訴權的限制與其他壓力所導致了原告群體規模大大縮小,普通投資者追訴證券違法行為的熱情被大大地壓抑了。

        但實際上,中國已經有不少較適合證券訴訟進一步展開的現實條件。

        首先,如何完善中國證券訴訟制度一直是法學研究的一個熱點,相應的知識儲備已經頗具規模。中國期刊論文全文數據庫(http://lsg.cnki.net)按主題檢索2003年至今的“證券訴訟”論文有746篇(201181日檢索)。

        其次,2002年以來大慶聯誼虛假陳述案等司法實踐的艱難推進,已經為法院界、律師界和學界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不少人士已經總結出了相當有針對性的認識。 

        第三,現有法律制度也已經對證券訴訟有了相當的支撐。一個特別有利的條件是中國對律師的勝訴酬金安排的承認。司法部2004年《律師事務所收費程序規則》第4條、中國律師協會2004年《律師執業行為規范(試行)》第93條、96條等規定均許可律師費可以根據標的比例、訴訟結果等協商收費。此類制度的存在對鼓勵律師積極參與普通投資者難以自理的證券訴訟大有裨益。這意味著中國律師在此問題上比很多歐洲同行有著更多的自由。如大慶聯誼案件中已有律師事務所對投資者承諾“不勝訴、不收費”。

        (二)從中國的現實環境看證券訴訟與監管的權衡

        我國證券訴訟機制能否進一步推進更多的取決于當政者的改革決心。那么,到底中國是否應該“冒險”推進證券訴訟機制呢。這可以結合我們的社會環境來予以看待。

        Djankov等經濟學家提出的一種指標體系認為任何社會都存在著專制(dictatorship)和失序disorder這兩種社會成本,專制成本高的表現是個人財產容易被國家侵占,或國家經常通過限制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來間接侵占人們的經濟利益。而失序成本高的表現是個人財產容易被其他個人侵占。監管與訴訟等都只不過是消除這些成本的手段。監管手段能較好的減少社會失序成本,但本身卻會帶來較大的專制成本。訴訟手段在消除失序方面不如監管手段那么有用,但不會帶來太大的專制成本。

        綜合考慮這兩種成本和兩種手段在市場中的運用,則如著名美國經濟學家Andrei Shleifer所言,包括證券監管在內的任何形式的公共干預的做出都應該有一個基本前提條件,那就是市場約束甚至法院機制已經無法控制失序成本了。因為從經濟運行的邏輯上看,畢竟是市場機制發生在前,政府監管實施在后,市場是自發的,監管是人為的,監管本身又是有成本的,如果這種成本的付出不能彌補對市場成本的消弭,那發動的正當性顯然不足。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政府透明度、新聞自由、官僚體系運作效率都較低,過度監管導致的低效可能會格外明顯。 

        中國的現實是:一方面,經濟快速發展,政局穩定,特定經濟領域的有限的進一步法律改革帶來不安定因素的風險較小。證券訴訟專業性、技術性較強,通常只針對數量有限的上市公司,不涉及公共政策問題,不會帶來太多的社會失序因素。即使證券訴訟最為興盛的美國被認為有一定的濫訴趨勢,但這更多的是美國的一些特殊制度安排所致,如民事裁判中的陪審團制(容易對大公司做出不利判決)、沒有實行“敗訴者承擔訴訟費用”(loser pays)的規則等,因此,即使相應的制度移植到中國來,也不一定會發生類似的濫訴問題。更不用說,中國的主要問題是證券訴訟嚴重不足。

        另一方面,中國法治水平有待提高,政府濫權、尋租行為并不鮮見,政府監管在證券法律實施中占據著主導,事前過度監管對市場和創新的壓制與事后執法不足并存;中央政府占據主導,地方和證券行業自主權有限。所以,中國證券市場治理中專制成本較大,而失序成本較小。

        因此,中國更需要通過加強證券訴訟機制,并相應減少監管,來降低證券領域的專制成本。證券訴訟的特點,整體較為穩定的社會基礎、經濟體制和政府威權可以保證在此過程中不會大量增加社會失序的成本。證券市場既有的較深的被監管壓抑的狀況也意味著即使失序成本略有增加,與相應的專制成本的下降相比,仍然是較小的。

         

        三、法院因素對證券訴訟的消極影響及其克服

        不過,無論理論上證券訴訟機制有多少優越性,在中國強勢國家的背景下,指望突破性地進行制度變革,大規模展開訴訟,不僅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技術硬件上也會存在適應性上的困難。例如,即使最高法院宣布對證券訴訟的提起不再有任何制度上的限制,不少地方法院肯定還是會因為畏難和地方保護主義情緒而推諉受理。故本文并不指望通過簡單照搬美國集團訴訟模式而實現證券訴訟的大興,而是建議通過漸進的方式,首先通過對共同訴訟方式的松綁,讓現有框架下的制度可能性被用足,使得證券訴訟的正?!肮┙o”得以實現。然后通過集中管轄等并不激烈的制度變革,實現訴訟環境的改善,使得證券訴訟有一個正常的“接收”方。需要注意的是,這實際上都和克服當前法院系統的自身弊端有關。

            (一)《民事訴訟法》中人數不確定的共同訴訟的落實:克服法院的逐利動機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兩種共同訴訟,一是第53條規定的“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或者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并審理并經當事人同意的,為共同訴訟?!绷硪环N是第55條規定的“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當事人一方人數眾多在起訴時人數尚未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發出公告,說明案件情況和訴訟請求,通知權利人在一定期間向人民法院登記?!奔雌鹪V時人數確定和不確定的共同訴訟。

        目前,最高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規定“法院應當采取單獨或者共同訴訟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團訴訟的形式受理”,因為我國法律本來就沒有規定集團訴訟,所以這里說的不宜采行的其實是第55條規定的人數不確定的共同訴訟。其之所以不被采納,主要理由首先是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念,即“國有股超過了市場總股本的一半,幾乎任何一家上市公司都包含了相當的國有資產。雖然國家采取措施進行國有股減持,但國有股的減持剛剛起步并且遠未結束,采用私有制前提下的集團訴訟方式進行民事賠償,很可能動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其次是在此理論預設下硬找的技術原因:此類案件受害者人數眾多、登記耗費時間長、不經濟;且投資者人數龐大,起訴對象不盡相同。我國目前沒有類似美國的中介機構來對數以萬計的投資者及其損失進行登記和計算,僅靠法院完成這些工作不現實。   

        上述政治理由姑且不論,技術理由則是明顯不充分。因為要求投資者分別提起訴訟、法院分別審理而非統一登記受理,顯然更不經濟。投資者的損失登記和計算的工作也可由代理訴訟的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去完成。美國也不是先成立這類中介機構,才適用集團訴訟方式的。事實上,接受我國第一起證券虛假陳述訴訟案件的宣偉華律師團早在開始接受投資者委托登記之日起,就著手運用計算機編程建立了投資者全息數據庫,以記載原告所有基本信息,確保工作多而不亂,并根據訴訟進程中不斷發生的情況變化自動生成各種數據及信息;首創設計了專門用于計算投資者損失的程序,使通常需要花費數十日、甚至數月的損失計算時間縮短為幾個工作日。   

        此外,當下中國的法院不僅“在制約非常嚴厲的我國證券集團訴訟運行機制所許可的框架內,也并沒有充分利用現有法律與相關司法解釋許可的程序制度空間”,沒有采納《民事訴訟法》第55條的公告通知潛在當事人的辦法,還出于多收訴訟費的逐利動機,堅持采用分拆受理的方式。如大慶聯誼案中,哈爾濱中級法院本來要求數百人的起訴團用單獨訴訟的方式起訴,使得訴訟費高達60多萬元。后來在原告已經從679名篩減到381人后,還是要求他們以1520人為一個共同訴訟,否則不予開庭。而這除了意味著訴訟費用和訴訟代表人的倍增以外,對提高案件審判速率和準確性沒有大的意義。銀廣夏案中,法院共受理案件103件,涉及投資人847人。東方電子案中,青島中院采用共同訴訟或單一訴訟形式立案,累計受理了6989個投資人提出的2716件案件。ST科龍、杭蕭鋼構等案件也采取了單獨立案的方式。這些復雜的作法不僅造成了當事人訟累,還形成了同一法院、同一案件裁判不統一的問題。  

        因此,一個符合當前法律制度但又能顯著改善證券訴訟生態的辦法是由最高法院明確要求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5條的案件,應當按該條執行,公告通知潛在的當事人,“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對參加登記的全體權利人發生效力。未參加登記的權利人在訴訟時效期間提起訴訟的,適用該判決、裁定”。退一步的,即使只考慮已經登記的當事人,也不得無端對原告進行分組。

        (二)實施證券案件集中管轄,克服地方法院審理證券案件的畏難情緒和地方保護主義

        證券案件集中管轄的做法已經有了苗頭,最高法院已經規定證券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賠償案件,由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和經濟特區中級法院管轄。但現實中的證券糾紛顯然不止這么多,各種非典型證券市場民事案件會不斷涌現,完全放開受案范圍是大勢所趨。

        但當前不少地方法院對證券訴訟的審理的確有一些主客觀條件的不足。一方面,對審理新型證券案件會有畏難情緒,知識儲備不足。畢竟此類案件“至少涉及到加權平均法或算術平均法的運用,先進先出的會計計算方法,K線圖的理解和熟練運用證券之星等軟件,電腦程序的編制等知識。顯然,承辦法官不可能全部具備這些知識和技能,以至于有的案件在審理過程中法庭竟然回避了這些問題”。另一方面,由于證券案件經常涉及對地方利益有較大影響的上市公司(甚至其實際控制人就是地方政府),訴訟請求額又往往巨大,行政部門對司法的干預和地方保護主義可能會較大的影響案件審理質量。

        例如2008年散戶股民顏紅起訴上市公司江鉆股份的大股東中石化江漢管理局違背股改承諾,在武漢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法院試圖立案,但第一次,該院以江鉆股份注冊地和辦公地不一致、管轄權不在該院為由拒絕受理;第二次,確認管轄權在該院后,該院又要求原告本人而非代理律師前往;第三次,顏紅親自前往,但該院還是沒有受理,后直接用特快專遞退回起訴材料且未有任何說明。顏紅向當地中級和高級法院申訴,也沒有結果。江漢管理局則根本不理睬顏紅,而是直接給湖北司法廳發函,稱顏紅的代理律師違規。如此,就算東湖法院能開庭審案,又如何能確保審判公正?

        所以,可以讓滬深法院對上市公司為被告的案件實施公司上市地專屬管轄。這樣既可以讓目前稀缺的證券審判專業人才得到集中(專門的培訓強化也更為可行),也可統一審判標準,還能大大提高被告司法尋租的難度,有效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

        此外,上海和深圳等地由于有建設金融中心的政治定位,即使有利益考量,也會更加偏重于更有效率、更公正的審理金融案件。上海浦東新區、黃浦區法院已在2008年設了金融審判法庭、;2009年,上海市高級、中級法院也設立金融審判庭,上海三級法院金融審判機構體系基本形成。這些地方制度平臺的建設為全國性的證券訴訟體制改革提供了更多的物質基礎,使指定管轄能以更小的制度變遷成本實現。

         

        四、強勢國家背景下的推進證券訴訟的路徑:公權和私權結合的探索

        在中國國家強勢主導的背景下,在涉及濃厚國企利益的證券市場領域單純強調私權的勃興,如“來勢洶洶”的集團訴訟,可能欲速不達。在訴訟中適當引入公權因素,反而會有較好的效果。

        (一)重視對公共規則的私人訴訟機制的作用

        對公共規則的私人訴訟(private litigation using public rules)機制是法律較為細致的規定公司及經營者應當履行的義務尤其是程序義務,當其被違反時,投資者可據之起訴。作為一種介于純粹的民事訴訟和直接政府監管之間的一種法律實施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一是投資者的訴訟舉證責任大為減輕。二是由于裁量權受到了限制,法官無能、被操縱和腐敗的可能性所帶來的危險也大為減少。故許多學者都盛贊此種機制。實證研究也表明在證券發行和銀行監管方面,此種機制的優越性。類似的,一種讓行政監管以“預審查”的方式參與到證券訴訟程序中的思路也頗有創意。

        (二)倚重公共投資者保護機構發動訴訟

        美國的證券訴訟大都純由普通投資者和律師發動,但在中國臺灣,政府設立的證券投資人保護基金在代表普通投資者發動證券訴訟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臺灣證券交易所于1993年頒布了《證券投資人保護基金設置及運用辦法》,2003年根據《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設立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其董事均由主管機關負責遴選指派,有不少是退休的政府官員或前官員。證券期貨交易委員會也有權修改該中心的章程和運作細則,并且能夠對中心的資金和活動予以檢查監督。“對造成多數投資人受損害的同一證券、期貨事件,進行團體訴訟或仲裁”是中心重要職責之一。其成績斐然,到2007年已經6萬多名投資人委托其進行訴訟,合計求償金額近300余億元新臺幣。已獲民事判決勝訴之案件十余件,達成和解協議者有二十余件,和解金額合計約 10億多元新臺幣。

        此種倚重公共投資者保護機構發動訴訟的機制既能有效地承擔訴訟的成本,保護投資者權益,又堪對證券訴訟予以適當的控制,減少濫訴。具言之:

        首先,公共投資者保護機構專業能力較高,擁有一定的物質和人力資源可以有效承擔應訴成本。

        其次,公共機構的目的較為純正,作為非營利組織,其沒有太強的逐利和冒險動機以至于濫訴,和潛在被訴的市場主體有私下勾連和利益交換的可能性也較低,故而更可能選擇有影響力、有代表性的案件起訴,而不是選擇能更多的實現金錢回報(無論是通過訴訟還是和解)的案件。美國的一些研究揭示,雖然機構投資者參與證券訴訟的比例在《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通過后大幅度提高,但主要貢獻是來自于公共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public pension funds),而不是私人機構投資者。后者往往面臨著一些利益沖突,不想和上市公司翻臉,以免危及日后的商業合作。而公共機構投資者則無此種束縛,更多的會去追訴真正的違法行為做出人,迫使上市公司高管注意公司的長期發展與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前景。例如在對WorldCom公司欺詐案的集團訴訟中,作為牽頭原告紐約州養老金基金堅持“損人不利己”,非要在總賠償額不變的情況下,讓有責任的董事交出部分賠償金。這被學者評為是在進行具有刑事追訴功能的半監管活動。  

        雖然養老基金和公共投資者保護機構有所不同,但這生動地說明集團訴訟機制的社會效益的實現需要一個至少部分地被公共利益或者說政治壓力和相應的社會政策考慮所驅動的機構,因為在這些機構工作中的社會和政治活動家entrepreneur們具有政治抱負,會希望從這些活動中得到個人名聲的提高等收益,故而能克服普通投資者不愿意個人去推動訴訟的防止“搭便車”問題。一個“公”的因素對于有效公共產品是必要的。   

        第三,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下,讓一個政府背景的公共保護機構控制訴訟進程,會比較容易得到國家機構的認可。法律在不可能賦予證券訴訟的普通原告諸多訴訟便利時,可以先行賦予公共保護機構相關便利。中國臺灣《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34、36條便規定了保護基金在訴訟中申請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即凍結和先予執行)對方財產時,豁免提供相應擔保的權利。第35條則規定了對標的金額超過一億元新臺幣的部分,保護基金可免繳裁判費(訴訟費)。

        中國大陸也已經有了相應的投資者保護機構。2005年,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有限公司注冊成立。雖然該保護基金的主要職責中還不包括代理證券訴訟,但是完全可以通過法律修訂,像臺灣那樣賦予其從事此類活動的權利。如規定對于同一案件,在20名以上的投資者授權后,保護基金可以以自己之名義起訴,但投資者可以在一審終結辯論前撤回授權。


        注釋:
           Katharina Pistor and Chenggang Xu,Incomplete Law - A 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NY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Vol.35,No.4,2003,pp. 931—1013. 中譯文參見《不完備法律:一個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場監管發展中的應用》( 上、下) ,載吳敬璉主編: 《比較》( 第3、4 輯) ,中信出版社2003 年版。Pistor and Xu,Fiduciary Duty in Transitional Civil Law Jurisdictions: Lessons from the Incomplete Law Theory,in Milhaupt,Curtis J. ( ed.) ,Global Markets,Domestic Institutions: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 in a New Era of Cross - Border Deal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p. 77—106. or at SSRN: http: / /ssrn. com/abstract = 343480 ( October 2002) . 中譯文參見[美]Pistor、許成鋼: 《轉型的大陸法法律體系中的誠信義務: 從不完備法律理論得到的經驗》,黃少卿譯,載《比較》( 第11 輯) ,中信出版社2004 年版。
          參見前引①Pistor、許成鋼文。
          前引① Katharina Pistor and Xu Chenggang 文。
          何美歡:《公眾公司及其股權證券》( 中冊)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1098 頁。
          陳春山:《證券交易法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版,第294 頁。
          如我國臺灣地區學者余雪明所言: “民事責任之意義不僅在使受害者得到賠償,更有私人協助政府執法之意義,由于民事責任之巨,可使犯者三思而后行,故吾人對提起訴訟者不宜以好訟目之,而應視為志愿協助政府維持市場秩序?!庇嘌┟? 《證券管理》, 1983年自版,第536 頁。
          對這些法律手段的作用分析,參見Bernard Black,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Preconditions for Strong Securities Markets,48 UCLA Law Review781( 2001),pp.791、807—808.
           La Porta,Florencio Lopez - de - Silanes,Andrei Shleifer,What Works in Securities Laws? 61 J.Fin.1( 2006) . 中譯文參見《證券法中什么起作用》,載《比較》( 第23 輯),吳飛、郭靂譯,中信出版社2006 年版。
          湯欣:《私人訴訟與證券執法》,載《清華法學》2007年第3期。
          如著名學者應松年、劉紀鵬及證監會官員高西慶都對此表示了肯定,參見《凱立案::到底有沒有歷史意義》,載《中國青年報》2001 年11 月21 日。
          前引④,第1047 頁。
          張子學:《美國證監會監管失敗的教訓與啟示》,載張育軍、徐明主編:《證券法苑》,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128 頁。
           2001 年9 月21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涉證券民事賠償案件暫不予受理的通知》。
           2002 年1 月15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2003 年1 月9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
          如大成基金管理公司于2004 年8 月向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廣夏( 銀川)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提起的虛假陳述損害賠償訴訟,卻到2007 年2 月才收到受理通知書。
          前引⑨。
          參見章武生:《類似案件的迥異判決: 銀廣夏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賠償案評析》,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0 年第2 期。
          郭鋒: 《從大慶聯誼股東訴訟案談中國證券民事賠償制度的構建》,載《法學雜志》2006 年第1 期; 吳飛: 《論我國證券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 從大慶聯誼虛假陳述共同訴訟案談起》,載《金融法苑》( 第68 輯) ,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 年版。
           Wallace Wen - Yeu Wang & Chen Jian - Lin,Reforming China’s Securities Civil Actions: Lessons From PSLRA Reform in the U. S. and Government- Sanctioned Non - Profit Enforcement In Taiwan,21 Colum. J. Asian L. 115 ( 2008) .
          歐洲國家的情況可參見Tefano M. Grace,Strengthening Investor Confidence in Europe: U. S. - Style Securities Class Actions and the AcquisCommunautaire,15 J. Transnat'l L. & POLY 281,287 ( 2006) .
           Simeon Djankov,La Porta,Florencio Lopez - de - Silanes,and Andrei Shleifer,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1(2003) .中譯文可參見《新比較經濟學》,鄭江淮等譯,黃少卿校訂,載《比較》( 第10 輯) ,中信出版社2004 年版。
           Andrei Shleifer,Understanding Regulation,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Vol. 11,pp. 444 —447. 前引1. 604.
          前引Who Owns the Media?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vol. 46( 2) ,pp. 341—81. 中譯文參見《誰擁有媒體》,載《比較》( 第13 輯) 。La Porta,Rafael,Florencio Lopez - de - Silanes,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W. Vishny,1999,TheQuality of Government,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5,pp. 222—279.
          前引pp.610—611.
          前引pp.141—142.韓國引入了證券集團訴訟制度后,也沒有發生太多訴訟。參見前引⑨。
          李國光、賈緯編著: 《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民事賠償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207 頁。
          李國光主編: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案件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4—175 頁。類似觀點參見金澤剛: 《證券市場監管與司法介入》,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90 頁。
          彭冰: 《中國證券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第376 頁。
          宣偉華: 《五年博弈艱難棋局終告收官》,載《中國證券報》2006 年12 月21 日。
          羅斌: 《我國證券群體訴訟實踐形式的理論分析: 大慶聯誼案》,載《法學雜志》2010 年第2 期。
          參見楊立新: 《我國的集體訴訟不應緩行》,載《新京報》2005 年4 月18 日。
          王璐: 《遲來的正義大慶聯誼案畫上句號》,載《上海證券報》2006 年12 月5 日; 王豐: 《大慶聯誼案艱難推進》,載《南方周末》2003年8 月14 日。
          章武生: 《中國群體訴訟理論與案例評析》,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319 頁。
          宋一欣: 《東方電子維權故事》,載《中國證券報》2006 年11 月27 日。
          徐暢: 《ST 科龍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賠償案絕大部分案件調解結案》,載《中國證券報》2009 年6 月12 日。
          前引; 前引
          前引
          初一: 《法院打啞謎江鉆股份小股東欲告無門》,載《中國證券報》2008 年7 月4 日。
          其他研究者在述及銀廣夏案件中為何只有約百分之一的投資者參與訴訟時,也把地方保護主義列為第二重要的因素,參見前引。
          參見《上海市高、中級人民法院金融審判庭成立》,載《上海金融報》2009 年6 月30 日。
           Hay,J. and Shleifer,Private Enforcement of Public Laws: a Theory of Legal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 88,no. 2,1998,pp. 398—403. Hay,J. ,Shleifer,A. and Vishny,R. ,Toward a Theory of Legal Reform,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 40,nos. 3 - 5, 1996,pp. 559—567.
          前引⑧。
           Barth,J. ,Caprio ,G. and Levine,R. ,Bank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What Works Best?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Vol. 13,2003,pp. 205—248.
          前引p. 145.
           Stephen J. Choi & Robert B. Thompson,Securities Litigation and Its Lawyers: Changes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After the PSLRA,106 COLUM.L. REV. 1489,at 1504 ( 2006) ; Sherrie Raiken Savett,Securities Class Actions Since the 1995 Reform Act: A Plaintiff’s Perspective,SL085 ALI - ABA 497,508 ( 2006) .
           James D. Cox & Randall S. Thomas,Does the Plaintiff Matt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Lead Plaintiffs in Securities Class Actions,106 COLUM.L. REV. 1587, 1609—1610 ( 2006) .
           Id,1636. Roberta Romano,Public Pension Fund Activism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Reconsidered,i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105,128 ( Theodor Baums etal.eds.,1994) .
           Bernard Black et al. ,Outside Director Liability,58 Stan. L. Rev. 1055,1057—58 ( 2006) .
           David A. Skeel,Jr. ,Book Review: Governance in the Ruins 122 ,Harv. L. Rev. 696 ( 2008) ,723.
           K.A.D. Camara,Classifyi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30 IowA J. CORP. L. 219,235 ( 2005) .
          前引Roberta Romano 文。
          前引pp.141—142.
          
        出處:《北方法學》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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